开栏的话

利用核医学的独特优势，进行诊断治疗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当氟代脱氧葡萄糖（FDG）示踪剂勾勒出人体的代谢图谱并灵敏追踪肿瘤变化过程，当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磁共振成像（PET/MR）多模态影像精准捕捉到肿瘤微环境，核医学正以靶向分子探针为笔，精准书写现代分子医学诊疗的新范式。

我国核医学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步，不断砥砺前行，已从蹒跚学步迈向技术创新与临床诊疗应用的成熟阶段。本版现推出《解码核医学》栏目，展示我国核医学的发展历程，以及核医学在诊疗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探讨学科建设现状和挑战，提出加强学科建设的策略和建议。

核医学是利用放射性核素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学科，对重大疾病的精准诊疗具有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为精准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核医学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从跟跑迈向并跑的亲历者，笔者见证了这个学科如何以“核”为钥破解生命密码，以“医”为舟驶向精准诊疗的深海。

上海市分子影像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黄钢（左三）就核医学探针的分子机理研究，对团队进行指导。

破茧从同位素室到精准医学高地

1956年，全国首个同位素技术培训班——生物医学同位素训练班开班，标志着我国实验核医学的诞生。被誉为“中国核医学之父”的王世真教授担任训练班班主任。1958年，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广州市四地陆续举办放射性同位素临床应用训练班，培养了我国首批临床核医学骨干，拉开了临床核医学的序幕。同年，北京协和医院设立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建立了同位素室，部分地区的医疗机构也陆续开设了同位素室，他们共同开启了临床核医学的探索之旅。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核医学仪器相对简陋，部分依赖进口。七十年代，γ照相机实现国产化，彩色扫描仪和放射免疫计数仪逐步普及。八十年代，世界核医学进入显像时代。1983年，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引进国内首批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SPECT），将其广泛应用于脏器疾病诊断。

1983年，笔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同位素室（即核医学科的前身），首项任务是开展甲状腺素及甲胎蛋白的放射免疫体外分析。面对进口试剂昂贵且供应困难的窘境，笔者与同事们历经无数次试验，最终自制出甲胎蛋白放射免疫检测试剂盒，初尝自主研制成功的喜悦。尽管条件艰苦，核医学人凭借满腔热情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在贫瘠的土壤中扎根、发芽，最终开花结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有幸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赴法国、意大利、德国学习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技术。彼时，PET作为尖端技术，全球仅有百余台设备，使用者不足5000人。当首次见证放射性核素通过正电子发射生成清晰代谢影像的那一刻，笔者深刻认识到这项技术将革新疾病诊断方式、指导有效治疗，并可能揭示生命的奥秘。回国后，笔者将所学应用于实践，1995年，作为我国首批PET的临床实践者，参与了国内首台PET的临床研究与应用。首台PET设备的临床应用，开启了我国对核医学分子影像技术的探索之路。

此后，核医学技术与设备加速迭代。2002年，我国引进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显像仪（PET/CT），成为我国PET技术快速发展的首个里程碑。2012年，亚洲首台PET/MR落户我国，多模态显像成为趋势。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管理目录（2018年）》，将PET/CT从甲类医用设备调整为乙类进行管理，全国各地装机量激增，成为PET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2024年最新数据显示，我国PET/CT达721台，PET/MR增至51台。

蝶变推动实现“诊疗一体化”

核医学的临床应用核心功能分为两种：一是诊断，如SPECT/CT和PET/CT助力疾病影像评估与疗效判断；二是治疗，如碘-131治疗甲状腺疾病、锶-89缓解骨转移癌痛。与传统非靶向诊疗方式相比，核医学精确的特异性诊断可降低患者所需的药物剂量，从而减少药物毒性作用。同时，特异性显像能够直观地评估和预测靶向药物对疾病的疗效。“诊疗一体化”促进了传统医学向个性化、精准医学转变。

近10年来，我国自主研发的SPECT和PET设备逐步走向市场，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更以高性价比赢得了广泛赞誉。新型放射性探针的研发也拓宽了应用领域，如我国研发出针对特定肿瘤标志物的靶向特异性探针。从单一γ照相机到PET/MR多模态融合技术，核医学的影像质量和诊断精度大幅提升，使个性化医疗有了客观指引，形成了三大亮点。

一是设备国产化。PET/CT作为“年轻”的影像设备之一，短短20余年已成为肿瘤诊断“利器”。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有10余个国产品牌、35款PET/CT（不含单PET）获批应用于临床。

二是放射性药物研发。医用同位素生产实现碘-131、钇-90、镥-177、镓-68、碳-14等核素自主供应，医院核医学科及相关企业陆续研发推出多个自主创新的放射性诊疗药物，打破了核药及同位素技术“卡脖子”困境。

三是先进设备与放射性药物的临床转化，助力核医学地位的提升。我国核医学学科发展迅速，业内人士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实现“双提升”，多名专家担任国际核医学相关组织负责人，彰显我国核医学的整体实力与水平。

致远 多管齐下助学科蓬勃发展

根据2024年全国核医学现状普查，我国核医学相关科室达1237个，较2019年增长7.8%。其中，设立核医学科的三级医院为1069家。

当前，我国核医学迎来发展加速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既要为取得的成就自豪，又要正视当前的困难。推动核医学学科建设，应破解“两个不平衡”与“一个限制”的问题。“两个不平衡”即地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核医学发展差距显著；人才结构性不平衡，基层核医学人才严重短缺。“一个限制”即政策与法规限制，如放射性物质监管严格，技术推广受限；核医学项目未完全纳入医保等。

未来，推动我国核医学的发展应多管齐下。

一是技术创新。应加大国产核医学设备研发的支持力度，特别关注全环SPECT的创新研发与基层普及应用，降低设备成本并提升性能；同时，加速新型放射性探针与放射性治疗药物的研发，以满足更广泛的临床需求。

二是人才培养。完善核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体系建设，提高毕业后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质量与可及性，增加专业课程数量和人员实践机会，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培养更多综合性、跨学科、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着力推动核素治疗与核医学“诊疗一体化”发展，以核医学诊疗多中心研究为切入点，通过有组织的临床研究及合作攻关，为核医学临床应用提供科学、客观的循证依据。

三是推动普及核医学临床应用，以及核医学常规设备与适宜技术向基层下沉，做大基层核医学队伍，提高基层核医学队伍的临床服务能力，建立有效的智能化远程核医学诊疗支持系统。

四是跨学科合作，加强核医学与临床各学科的紧密合作，尤其是与肿瘤、神经、心血管、泌尿等学科的协作，进一步提高综合诊疗能力及临床诊疗实效。

五是政策支持。优化使用放射性物质的相关法规，完善科学管理机制，简化审批流程，既保障安全又促进技术发展；推动更多核医学项目纳入医保，减轻患者负担。

我国核医学人正在传承与创新中谱写学科建设新华章。作为核医学工作者，笔者深感责任重大，也对核医学的明天充满信心。（作者供图）

原刊于《健康报》2025年4月23日8版